在成都，喜欢维权的我，又维起了权。

　　周日早上，和啸天约好，八点半在他所住的宾馆碰头。他的手机似乎老犯病，该接到的电话接不到。那晚从峨眉山回来，我回到胡艳家，而啸天就自个往昌都宾馆投宿。于是乎，我们就约好正点在他住的宾馆大堂等他。从朋友家出来，准点到达昌都宾馆。手机发短信根本不管用，唯一的办法只能问前台，他到底住哪个房间。

　　很礼貌的询问，得到的回复是具体的房间号，而前台服务员也拿起电话，让我与啸天通了电话。放下电话，我准备往楼上走。“对不起，小姐，你得将你的身份证给我们登记一下”，前台服务员拦住了我。我莫名地望着她，有点气恼地问：“为什么？我不来住宿，我只是看望我的朋友。”服务员习惯地回答了一句：“这是宾馆的规定”。估计她们已经回答Ｎ次了。

　　对这样的无礼要求，我当然不予理会。我要求投诉，这三位女服务员对于我的要求，还是十分镇定，拿起电话就打给她们的朱经理。对于此阵式，明白着就是久经沙场。女服务员将电话给了我。电话那端传来了讲着四川话的男高音。我向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随随便便要人出示身份证，是歧视的做法。第二，身份证是最私密的资料，不能以任何理由都要获得。第三，宾馆不是省委机关，没有理由查人家的身份证。那位朱经理对于我的质问，满口的成都话在那头轻蔑地回答我：你去派出所户口登记处投诉吧。

　　这就是素质！我笑了，看来这个经理肯定从来没遇到像我这样的人，要跟他讨论这么深奥的问题。而他说来说去，就是不理会我的质问，以派出所来搪塞。我要求该经理用普通话回答我，这该死的中年男人，还是在那头捏着那把鸡音呱呱地叫着。

　　一来我赶时间，二来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来消灭他们。最后冲着电话说了一句：朱经理，记住，不要随便查人家的身份证。

　　放下电话，却深深地叹了口气。有点无奈，也为在成都遭遇这种无理要求感到可悲。中国人的个体特征与个体权利是这么渺小！对于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能升腾到法律的程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而那些所谓的有点小权小势的人，如此朱经理一样，就喜欢仗势欺人了。不就是一个经理吗？连服务的意识都没有，对消费者的无视，怎能叫他重视纳税人了。如何才消除这种划地用权的思想呢？权力就是鸦片，皇权主义的毒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获得权力的基础，就过度享受起来。

　　也许不应该想得那么深透。但实在有点不悦，因为可能我会拒绝这样的事，但不是每个人会像我。

　　记得前年与一位马来西亚的老板谈起他如何评价世界各国的员工时，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香港员工，因为香港员工喜欢维权，一有什么事就投诉。刚开始他很不解，后来香港员工告诉他答案，那就是：在香港员工的眼中，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帮助这个社会成长。

　　离开昌都宾馆，脑子想起了那位香港员工的话，如刺梗喉。不仅中国人没有这种权利意识，更重要的是，面对投诉，很多人不当回事。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明显地比较出来了。的确，内地比香港落后的不仅在于完善的金融体制与法治制度，而且在于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