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人大会上，关于“是否叫停扩招”的话题，再次引发代表们的争论。呼吁停止扩招的代表，语气急切：“我国高校本科扩招已到了政府、社会、公众心理和经济能承受的极限，再扩招下去将非常危险。”
此番场景，犹如7年前的1999。我们看见，那一年，所有学校，同一时间，竞相扩招，食堂、浴室、图书馆、教室顿时爆满。最终核算数据，当年普通高校招生由上年的108万增加到154万人，增长43%。此后，每年招生规模持续攀升，到2005年，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增加到2000多万，我国终于用惊人的速度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毛入学率从2000的11%达到2005的21%。
对扩招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1999年当年的扩招，也受到诸多教育界人士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其一，我们分析过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么？其二，现在的办学条件、办学资源，尤其是师资队伍可以支撑扩招之后的教育么？
反对的理由一点也没有形成声势。仅这一条：“你们看到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么旺盛么？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满足广大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就让反对者失去了“群众基础”。
现在来回味当初的扩招，以及再看今天大家对停止扩招的议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真正反思扩招的本质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扩招的最大问题，在于走的是行政式扩招道路，而没有走教育发展规律要求之路。可以说扩招从一开始，就没有沿着教育发展的正常轨道去走。
1999年当年扩招的真实目的，或者本意，并非出自教育，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要，而是为了拉大内需。其逻辑是这样的，大众有消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有消费高等教育的实力（据说是根据当年的居民储蓄显示），因此，可以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来拉动内需，以一个大学生1年花费1万元计，如果扩招100万，就是100亿元的消费。是否拉动内需了，“经济学家”们肯定比我们更清楚。而如果有关人士还有记性，记得这样的出发点，又有谁能否认当初默认教育产业化的事实呢？
扩招在当时吸引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发挥大学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将部分劳动力延缓3~4年就业。蓄水池作用发挥出了没有，专家们也肯定得到了结论。我们能看到的，是450万大学毕业生大军，“营造”的壮观的就业市场景象。明年这一支大军，将会突破500万。但我们的社会显然还没有转型到可以接受、消化这么多新增“人才”的地步。更何况，当年为了“蓄水”，不少地方用的是廉价的“蓄水工具”——办学成本不高的人文类学科，从英语到管理，从新闻到艺术，一时增加了不少，十分热闹。
伴随着本专科生的扩招，研究生教育也迅速扩张。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2万人，而2003年是26.89万人，2004年达到32.6万人。研究生教育扩大的理由之一，是缓解本科生的就业压力，扩大本科生就业的“出口”。扩招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导师力量的不足被认为是难以保证研究生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现在一个导师带的研究生、博士生，至少有二三十人，多的五六十人，个别的甚至上百人。
以上非教育逻辑的高等教育扩招——国家规定指标、学校积极挖潜开源响应——显然顾不了其他许多，比如，社会发展需要哪些人才？那些层次的人才应该扩？不同的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什么？扩招之后我们有能力和条件保证这些学生的培养么？扩招最终不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道“行政风景线”。事实上，扩招问题并不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它本身就是当今大学问题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遗憾的是，在多年的质疑和反思中，我们并没有改变行政办教育的根本思路。没有回归教育规律来思考教育问题。问一问呼吁“停止扩招”的代表，你们思考过“为什么”（真正的为什么）要停止、怎样来停止么？是全部停止还是部分停止？哪些层次学校改停止？一刀切的一哄而上，以及一刀切的一泻千里，均非按教育规律办事，均出自根深蒂固的行政思维，靠行政命令来达到管理教育、发展教育的目的。
最近有人指责当初向政府建言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先生，认为他提出扩招有错。这显然是一种幼稚的行为。谁都有权向政府提出建议，关键在于政府是否采纳你的建议。政府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不理你教育学者的建议，你怎么能怪经济学家比你高明呢？
有多大的培养能力，招收多少学生，这是办学最简单的逻辑。房子几个月可以盖起来，但一个教师几个月是不可能培养出来的。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再去教学生，这样一代影响一代，会是什么后果？拔苗助长的道理，其实我们都懂。不尊重规律而付出的惨重代价，今天可能只表现为就业难、学生整体素质下降、大学风气败坏，明天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在国际社会的生存与立足。
反思扩招，最应该反思的，是政府的行政办教育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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