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报载，北大有课题组在对全国97所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结论：在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中，有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不清楚这些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在评价研究生质量时，心里在想什么？心里是否自责，是否难过？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导致研究生质量下降？在研究生质量下降过程中，导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就我所知道的，是不少导师，在评价自己弟子时，往往两种态度：一是愤恨，二是漠然。
“愤恨”在于，导师埋怨弟子“水平低，要求高”：给自己打工——写课题申请、做第一线调查、编译书籍、打杂跑腿等等——出活不麻利——课题不中，数据不准，翻译错误多多、眼高手低，却“牢骚满腹”说学不到任何东西，是老师的廉价劳动力，更有甚者，寒暑假一到，怕导师派活干，网不上，机不开，与老师玩“人间蒸发”。这样的学生，在导师眼里，当然是“素质不高，水平下降”。
“漠然”在于，导师觉得弟子成才与否“与己无关”：首先是招得太多，但责任不在自己，自己是不想招那么多学生的——庞大的弟子队伍，并非导师内心所想，大学里极端的例子，是一名导师，名下有100余本校、外校正在攻读学位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指导如此众多弟子成才，谈何容易——可在学校大兴研究型学校建设，大力建设硕士点、博士点的风潮中，却不得不“狂招”。其次是招不到自己想招的学生，此责任更不在自己——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导致自己想招的学生招不到，招来的学生都是在现行体制下通过笔试、面试考核符合要求之学生，可这些学生基本上就是考试机器。
对于持“愤恨”态度的“导师”，我想说，学生不是企业的员工——即便是员工，不少企业也在把员工招进企业后，花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其进行全面培训，以便作为长久事业的合作伙伴——由于本科教育的众多问题,大学毕业生确实存在基础不扎实、动手能力弱、社会责任心差等诸多不足，但招来学生，还没“教育”，尚未“引导”，就安排其“独立”干活，并要求出好活，这样的导师，说成老板更合理，而且，是那种急功近利、抠门到家的“小老板”。这样的导师，在评价弟子素质不高时，首先要问自己这个导师当得如何——你给学生的活，是真正为了培养学生，还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私利？学生干活，与他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密切相关吗？
对于持“漠然”态度的“导师”，我想说，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是导致研究生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但导师作为体制中人，却要把自己超脱于体制之外，把一切归因于体制因素而与己无关，这显得尤其可笑。今日之大学导师，其实已经严重“体制化”，举手投足，无不是体制——体制要他挂众多的头衔，招这么多人，他“无奈”地挂了，招了，并由此“无奈”地到处领兼职工资；体制要他填表评价学生，他“极不情愿”地填了写了；体制要他计算自己的工作量，他“真痛心”地把一个个学生折合成对应的工分；体制要完成论文数，经费数，他“毫不知情”地被学生在从未进行任何指导的研究生论文上署名、在没有写过一个字的课题申报表上签字……一副深受其害的模样。我们很想问问，相比学生的素质，“导师”能高多少？要知道，做一流学问，必须砥砺一流人品。
凌志军先生在给《大学有问题》一书作序时说，“让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期间所遇到的教师，有多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们钦佩？我接触过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谈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师；我还接触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诲。事实上，我们国家能够永留学生记忆中的好教师，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总数的5%。”
有人曾指责，凌志军先生说的5%，是估算，不是“科学的调查”。在此，我想借用这不科学的估算，并结合我的所见所闻，再估算一下，大学里，真正的好导师，今日绝对不超过总数的5%。
那些个指责人士，你们认为结果会是如何呢？——遗憾的是，北大课题组在此次调查中，没有对应导师对学生的评价，调查学生对导师的评价。不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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