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2006-10-20 13:25:06|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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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20种30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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