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事件，目前已经形成观点截然不同的正反两派立场——正方，力挺杨帆教授严治学风，虽然方式可能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而反方，力挺学生对没有师道尊严的教授进行反抗。
赞成杨帆教授的，大多不赞同杨帆教授所采取的过激方式，但是显然对于杨教授的敬业态度，表示高度认同——如果不是出于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谁会管你离不离去，上不上课呢！——存在于今天大学教室里的，更多是“宽容”的、“厚道”的教师——对自己宽容厚道，对学生也宽容厚道——不点名、不留作业、教室可以随便出入、作业给高分，他们犯不着给学生“过不去”，自讨苦吃，而宁愿把时间花到课题上、论文中，这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远远高过对教室里的学生“苦口婆心”。仅凭这点，已经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杨教授，对学生不来上课、随意离开教室，大动肝火，已经属于教师中的灭绝物种了。
对杨教授表示赞同的人，还理解杨教授的处境。也许很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杨教授，你应该用生动的课堂质量，来吸引学生，而不能靠这种方式！这种方式败坏了教师形象，靠这种方式留住学生也脸上无光。这是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基本观点，但是，在现实的大学中，上课上得好的教师，不受学生欢迎的大有人在，而且，对于怎样的课算上得好，老师和学生的评价并不一致。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根本在大学里就不想上课，尤其是那些对就业没有直接作用的人文课、基础理论课，而只想轻松拿到文凭，顺利就业，所以，以高的课堂质量来吸引大学生，也就失去了逻辑基础。根据我的了解，在一所重点大学中，每个老师所上的高等数学课、普通物理课的课堂上，几乎都保持着20%的逃课率，你能说这个学校每个数学老师、物理老师，都上得不好吗？我还知道，在学生选课时，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哪一个老师从来不关人，或者很少关人，要求很松，对人很好。一位国家教学名师告诉我，我尽量把课上得生动些，但是，要像讲故事一样把一个学期每堂数学课上下来，让学生感受不到公式的枯燥，我想没人能做到，与数学公式打交道，本就是很枯燥，需要数学兴趣，刻苦与耐心的。因为工作原因，我曾经听过一位诺贝奖获得者三次演讲，第一次觉得特别精彩，可第二次、第三次演讲，其内容与第一次完全一样，连“包袱”也没变——能说的精彩的故事就那么多，上课毕竟不是说书。
不容否认，由于高校日益重视科研，而忽视了教学，并把教师的精力引导到科研中，造成了不少教师根本不重视课堂质量，由此使学生对课堂教学失去兴趣，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追求上进、有长远人生规划的学生，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日益减少。
这当然不是学生们自己放弃人生规划，不去追求上进，而是长期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已经使学生失去了自我规划的能力，也逐渐失去自我负责的意识。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的工具理性极其突出，功利化学习风气旺盛。不少学生都把上学作为通向成功的工具，而厌倦了读书——在漫长的基础教育阶段，读书是为了能考上好的大学，而上了好的大学，读不读书，对拿到文凭的结果影响不大，因此，也就用不着那么认真的读书，能以最轻松地方式获得大学的文凭，并在大学中拿到几张用人单位看重的证书，这成为不少大学生整个大学四年的追求和规划。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教育，并没有扭转基础教育阶段既已形成的为“上大学而读书”的学习理念，反而由于大学中没有经常性的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引导，导致学生们在自己既定的学习理念影响下，越走越远。在香港中文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都有“新生营”，有学校教授、知名校友、高年级学长、社会名流，通过讲座、交流、活动等方式，让新生认识大学、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大学生角色，知道自己在大学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在度过新生阶段之后，每个学生还会在各自的书院，每两周有一次与指导教授的交流与谈心，由此真正融入大学文化。可是，在内地高校中，新生教育大多停留在浅层次，时间只有一周，对学生进行的也只是专业介绍、学校介绍、校规介绍，最多还举行一两次讲座，很多新生在兴奋之中，根本没来得及接受老师们的介绍，就面临自己去探索未来大学道路的局面。在具体的大学学习生活中，他们也很少有机会，与教授谈人生、谈理想，对于那些在郊区大学城学习生活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最多能向比自己大四五岁、同样面临人生发展困惑的辅导员吐一些不适应大学环境、对大学感到很迷茫的苦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老师尊敬与好感，也就寥寥，发展到后来，就把课堂当菜场。
师道尊严的形成，并不在于老师的管教和约束，而正在于教师和学生的平等与交流。当前的教育，从基础教育起，就在破坏这种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而异化为以分数、教学工作量为纽带的功利关系——基础教育时，老师教书，学生学习，为的都是分数，分数是老师的饭碗，学生的命根；高等教育时，老师上课，为的是工作量，通过一年一度的考核，学生学习，为的是学分，拿足足够的学费就毕业走人。太多的老师与学生已经看破了这种关系，因此，师道尊严也就不复存在，师不师，生不生。如果有少数教师或者学生，还存有师道尊严的幻想，必然对学生、对教师，更加的失望。如果还对这种关系较真，就难免发生冲突。
两年前，我与陈丹青先生一起在浙江人文大讲堂谈大学师生关系，当时我说，大学师生关系在行政化的办学氛围中已经严重异化，而丹青则直说，当今师生关系没有了，变成了权力关系、金钱关系。
改变师生关系的处境，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教育针对人本身，让教师是“教师”，学生是“学生”，让读书真正有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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