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某公办高校担任过副校长的老同志，最近退休，在一民办学校谋了个副院长的岗位，继续发挥余热。
对于这份新工作，这位副局级干部，很不适应。他告诉我，民办学校看不到上级文件，他不适应；学校一周也开不了一次会，他更不适应，总的感觉是，民办学校没有地位，管理也比较松散。
我把这位老同志的话，转给一所民办学校的院长。他听后告诉我，没有文件，我们很轻松，没有无聊的会议，我们集中精神干各自应该做的事，这或许就是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差别。他进一步补充，当然，这种差别的主要根源是民办学校没有行政级别，因此看不到有级别要求的文件，也开不着有级别要求的会议，因此也就用不着在校内再开会传达文件与会议精神。
这位院长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政府下发的文件，是专门针对民办学校办学的，但这个文件，他们民办学校却看不到，因为发文部门规定文件要发到局级以上单位，而民办学校什么级也没有。后来，为获知文件精神，负责民办教育工作的机构，把文件的“红头”去掉，把内容复印了一份，给民办学校看，还关照他们，千万不要流传出去。
经过院长的一番解释，我明白了这位副局级老校长的真实情绪，即在民办学校中，感受不到“权力”，或者说，以前的公办高校，他时刻在文件与会议中，体会到权力——准确地说，是副厅级高官的滋味。
据他回忆，在原来的学校当领导时，办公桌上有两个专门的文件盒，一个标明“IN”，一个标明“OUT”，“IN”是当天送来的需要阅读的文件，“OUT”是自己阅示完之后进入流转程序的文件。几乎每天“IN”盒中的文件都满满当当，有的需要自己第一个处理，在文件上写上“批示”意见；有的已经写满书记、校长、其他副书记、副校长的“批示意见”，画好了众多圈阅图案，需要自己也表一下态。大致每天，他花在阅示文件上的时间至少在一个小时以上，这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习惯。虽然处理文件时，觉得很繁杂，可是，当这些文件不再送到自己手中时，却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没有了话语权，自己的意见也不再重要了。
参加会议，也是如此。在他的记忆中，有一周，开了10个大大小小的会，有全校大会，有校长办公会，有专题调研会，还有上级考察座谈会。几乎是从一个会场出来就要再去另一个会场，有的要自己发言，有的仅需要自己陪会。对于这些会议，他一度埋怨太花时间、效率太低。可是每周开始，他都不自觉地查这周会议安排表，来确定这周的工作节奏。而现在，到了一个一周没有一次会议的单位，他几乎不知道怎样开展工作。由此产生民办学校管理松散的感觉，实在太正常不过。
这让我想起近年来不少高校推出的两大工程。一是“办公自动化”工程，要求学校各部门从节约出发，减少纸质办公，实行网上办公，包括通知、申报、文件流转都在网上进行。可是，这一工程的实施效果是，发布在网上的会议通知，需要打印下来，由领导“批示”给某位同志去参加会议；在内部网上发布的文件，需要再印成红头文件，下发到各个部门；写给领导的请示，传到邮箱中不管用，必须打印盖章放进领导的“IN”文件盒，才会被画圈阅示。二是“精简会议”工程，要求没大事尽量不开会，开会尽量开短会，以此刹住会越开越多、越开越长的风气，同时节省由于召开会议所产生的会场使用成本、会务资料成本、与会人员时间成本、会议交通成本，可是，仅传达“精简会议”的精神，学校里就不知开了多少会，而传达完毕，根本不见会议减少、会议缩短，各分管领导布置工作，首先想到的还是开会，各部门要体现业绩、发出声音，也是组织召开会议。会议多少，是衡量一个部门工作是否到位的指标之一。
“文山会海”之风之所以难以扭转，根本在于权力思维。文件与会议，只是权力的表达方式而已。权力思维不改，不讲法治而讲人治，不按规则而看批示，以文件批阅体现权力，按级别发文件，召开会议传达精神，在会上按级别高低依次发言，就不可能有根本变化。高校中的文件、会议众多，足见权力思维盛行。今天离开了权力思维，有的高校甚至已经无法思维。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说，大学应“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他告诉记者，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非典”逼得大家不开会，由此能安心做学问，那么，在平时，为何非要开会逼得大家不能安心做学问呢？文件和会议，能堆积出世界一流大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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